同时，2008年开始的快速城市化，导致大中城市公共交通、教育和医疗资源在未来十年出现严重不足，为互联网线下平台模式的推开提供了契机。而在金融危机的短暂打击之后，2008年过后开始持续走高的地价和房价(无论是住宅还是商业地产价格)，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，中低端制造业通过卖场获得的利润越来越薄，传统卖场的利润也越来越薄，中低端制造业逐渐丧失了向中高端转型的机遇，最终转向电商，以规模求生存。
在2008年之前，中国的互联网仍然是以传统线上业务为主的，主要是靠游戏和广告。在2008年之后，伴随着公共交通、基础网络的发展和互联网用户数的直线上升，电商平台成为互联网企业打通线上与线下的开端。
从数据上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变化：2007年，淘宝全年的交易额是人民币433亿元，而2008年仅上半年，就超过人民币413亿元，等到了2017年，这个数字已经突破3.77万亿。基建的完善为物流提供了基础，因外需乏力和地产经济挤出效应所导致的制造业不振，使得大量原有的制造业劳动力成为冗余，为快递、仓储等行业提供了大量劳力资源。
此后，以58、赶集、美团、大众点评为代表的服务类平台兴起，对应满足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家政、餐饮、娱乐需求。滴滴则垄断了汽车出行市场。甚至连几乎找不到未来利润方向的共享单车，也成了新时代的“四大发明”。
为什么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各个细分领域都快速实现了垄断？
固然有网络效应的因素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低质竞争下的趋同性，和资本套现需求的短期性。这种垄断能够带来高附加值的利润吗？很难讲。所有发达国家，无论是欧美还是东亚，金融、法律、教育等高端服务业才是服务行业的高附加值亮点，低附加值的消费类服务业是整个GDP增速的拖累。
在高收入国家，消费类服务业的快速扩张一般是出现在“去工业化”之后，也就是制造业占就业份额出现峰值过后，随着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，出现产业链中劳动力密集部分的跨境外包和自动化替代，本国原有的制造业劳动力才会过渡到零售、餐饮等低附加值的消费类行业中，从而解决科技创新所导致的冗余劳动力问题。
最早开始去工业化的是美国和英国，分别在1953年和1955年，当时制造业占就业份额的峰值分别达到26.4%和35.9%。日本、台湾地区和韩国分别在1973年、1987年和1989年开始去工业化，制造业占就业份额的峰值分别达到26.2%、35.2%和28.7%。
制造业就业份额占比达到峰值并不意味着制造业停止发展，正相反，达到峰值往往意味着本国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高度，对劳动力需求开始减少。对后发国家而言，这个峰值的出现意味着制造业追赶阶段的结束，要么选择走向自我创新，迈向全球行业引领的高附加值区域(也就是任正非所讲的“无人区”);要么选择继续跟随，最终难以摆脱被他人主导的命运。
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，正是在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的坚持，才在制造业峰值期实现了汽车、船舶、半导体、医药等高附加值行业的全球领先。在制造业创新引领的过程中，冗余劳动力转向低附加值行业不可避免，这是导致高收入国家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。
进入这个阶段后，如何提升制造业中高科技产业(也就是高附加值产业)和整个服务业的生产效率，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。
对于中国而言，制造业顶峰是否已经达到？
与东亚发达经济体不同，中国是在经济结构未能及时调整、长期失衡，遭遇国际金融冲击、外需放缓，同时又经历了内部地产经济高度负债，以及在制造业，尤其是高科技行业普遍尚未实现全球创新引领的前提下，经由资本大规模补贴的互联网平台驱动，实现了大量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。
这种转移，直接来讲是应对08年危机的产物，而不是制造业发展到顶峰的结果。它为解决危机中棘手的就业问题提供了帮助，如果没有这部分规模化服务业的承接，那么在全球外需放缓的情况下，这部分冗余劳动力的就业会出现问题。但另一方面，这种互联网平台的承接，解决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了吗？这样的互联网经济能够称为高附加值的新经济吗？
